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 一二、一”四烈士墓西侧,有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座呈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中嵌石碑。碑文约1000余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是联大在昆明的重要遗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侵,平津危急。原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当年11月1日上课。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正式宣布迁云南。数百名师生徒步3000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 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直到1946年“ 五四”,联大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历时整整8年。
组成联大的三校,虽有各自独特的经历,但都富于爱国的传统,师生中有不少人是“ 五四”运动和“ 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师生们从北到南,由东而西,目睹山河破碎,人民受难,更加激发了爱国热情;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艰苦斗争和宣传教育,进步的声音,革命的思想,在西南联大广为传播。联大在皖南事变前和1943年“ 五、四”以后,民主空气活跃,曾举行过盛大的“ 五四纪念周”,带头发起过“ 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不少爱国青年,一时被誉为“ 民主堡垒”。联大三校,又都是国内著名大学,三校联合,人才荟萃,学者云集,各显所长,五色交辉,相得益彰;校方尚能尊重“ 五四”以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倡导的“ 兼容并包”的精神,提倡学术民主,影响所及,学生中亦沿袭成风,学术团体林立,壁报众多,互相争鸣,相互切磋,思想活跃,注重求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8年之中,毕业于联大的学生2000余人,前后进入联大学习的约五六千人。其中有不少人,今天已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知名学者。为缅怀八年支持之辛苦,纪念三校“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的珍贵历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大各校即将复员北返之际,校方决定“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千来哲”。
从1946年5月4日立碑到现在,40多年了。这所大学早已不存在,但它那光荣的革命传统,优良的学风,仍然深深地留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当年那些茅草、土坯筑成的校舍,早已为一幢幢的高楼所代替,只是在烈士墓前,还留下了一小幢教室,作为纪念;但同它共过忧患的人,却对她留下了亲切的记忆。不少国内外知名人士,常到这里探望,有的外国学者,还不远万里,远涉重洋,专门来研究“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探求它成功的秘诀。碑的背面,还有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的联大“ 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上列834人从军名单,为研究联大与抗日战争的关系,留下了确凿的史料。
近年来,国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王力教授1983年8月重返故地,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 芦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业,结芭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杨振宁博士多次回校参观,并在联大纪念碑前,带领家人满怀激情地唱起了联大校歌。
参观西南联大纪念碑,乘22路、64路、65路、附8路公共汽车,在师范大学下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