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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关袁滋摩崖碑

路旁崖耸立,形势险要。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派袁滋为册南诏使,恢复一度中断的隶属和好关系。袁滋一行,从该年六月由长安经四川来滇,九月二十日,于豆沙关路侧岩壁上刊石纪事。其文云: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全文120余字,除“ 袁滋题”3字为篆书外,其余均为楷书,8行,从左至右,字迹今仍基本完好,已建碑亭保护,题额“ 唐碑亭”。
袁滋出使云南前一年四月,异牟寻已派使者持信三路并出,要求内附,与唐修好。“ 三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西川节度使韦“ 恭承诏旨”,专派崔佐时为代表到大理,于贞元十年正月五日,与异牟寻盟于点苍山神祠,发誓“ 归附汉朝”,“ 永无离二”,“ 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诚内府库,贻诫子孙。”(《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随即双方联合,袭击了吐蕃神川(驻军),取铁桥(今丽江塔城)等16城,虏其5王,降众10余万。异牟寻既有信誓于前,又有行动于后,说明他归唐是真诚而坚定的。唐王朝遂派袁滋等人为专使,持节册异牟寻为南诏。
袁滋一行进入南诏后,受到了南诏热情隆重的接待。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扎罗等10人,带大马20匹出滇东迎接,并“ 沿路视事”。十月十五日到安宁,城使带领步骑兵千人,在城外50里迎候。二十一日过欠舍川(今南华),各族群众数千人“ 路旁罗列而拜,马上送酒”。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今云南驿)节度蒙酋物带领千名军卒出城10里迎候。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弥渡红岩),城守尹出城迎接外,南诏派大军将李凤岚,转自http://www.foryn.cn带细马千匹来迎,客馆前有军民五六百人迎接。二十五日入龙尾关(今下关市区),南诏王异牟寻叔父阿思带人来迎接。二十六日过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异牟寻从叔父兄蒙细罗勿、清平官(宰相)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带着60匹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马来迎接。沿路欢迎的军民排到了20余里。南诏王异牟寻亲自出大理城五里迎接。先以披红带绿的12头大象引前,其次为乐队、仪仗队随后,异牟导穿金甲,披虎皮,执双铎鞘,其子寻阁劝在傍,护卫军队千余人,在马上深揖而退。场面之壮观,礼仪之隆重,为南诏史上空前的盛举。第二天在大理城举行了册封仪式和盛大的宴会,异牟寻及南诏的高级官员均“ 稽颡下拜”,席间,异牟寻特别出示天宝年间唐王所赐的旧物,让当年唐王给南诏的龟滋乐队尚存的老人演奏,重温旧谊,以示不忘大唐之恩。唐使袁滋引杯洒酒说:“ 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唏嘘曰:“ 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册封事毕,袁滋回唐。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奉表谢恩,进献吐蕃给南诏的金印及铎鞘、浪剑、生金、牛黄、琥珀、白、象牙、犀角、越赕马等等贵重之物。还让大军将王各苴带300人“ 提荷食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豆沙关)。袁滋等又经四川返长安。
豆沙关袁滋摩崖是中原和边疆友好的象征,也为云南早在千余年前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担任主要使者并出色地完成任务的袁滋,两唐书有传。他少时“ 强学博记”,曾依著名持人元结读书。后以才荐为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异牟寻上书归唐,唐王朝在先派前往谕的官吏时,“ 皆以西南遐远惮之,滋独不辞”。当时云南被看成瘴烟蛮荒之区,路途遥远,路多险阻,而袁滋能不辞辛劳,承担重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回到长安,还著有《云南记》5卷,惜已散佚,仅在樊绰的《蛮书》中吸收了他的部分材料,并附录了一些片断。
袁滋摩崖不仅有历史价值,在书法史上也值得注意。袁滋“ 工篆籀书,雅有大法”,叶昌炽《语石》称:“ 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袁滋手迹,世传极少,今存边陲,弥足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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