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玛雅群芳竞艳的古代文明的世界格局打破以后，以汉、唐盛世作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一枝独秀，世所景仰1000余年。西亚的驼队、南海的商船迢迢东来，鲜丽的丝绸、精美的瓷器选题西去……“支那”的名声响彻世界。

　　但是，当蒙古帝国的铁骑精疲力尽以后，东亚文明开始衰落，而以文艺复兴作为先导的西方近世文明却已露出曙光。值此之际，“天朝上国”如欲再创辉煌，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久已搁浅的巨舶就必须驶出港湾，扬帆远航。郑和，一个生于云南昆阳的回族之子，以超乎常人的胆识和气魄，张开了这道通向世界的帆。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郑”为明成祖赐姓，明代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生于滇池之滨的一个回民家庭。其祖先或与元初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祖父及父辈均为元朝重臣，封滇阳侯。他们曾经远走天方朝觐，被人尊称“哈只”，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由于祖辈来自中亚以及屡走天方，为其熏陶，幼年的郑和即已有了以世界作为人生舞台的博大气魄。而又由于生长在滇池之滨，奔来眼底的五百里滇池很早就使郑和习于水性，并且诱发了他对大海的向往。十一岁时，明军人滇，郑和屈遭宫刑，被掳南京，转而北上，离开了生他养他的云南故乡。不幸之中蕴含着幸运，明王朝虽然迫使郑和离乡背井，但却把货通万国的都城、宽阔无根的大海以及整个世界送进了他的视线。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因功累擢成为内宫太监的郑和受明成祖委派，率领巨舶62艘、士卒及随行人员27800余人，开始了他举世闻名的航行。船队自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沿我国东海、南海而下，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经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逞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最后经古里(今印度西岸)返回中国，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远航船队，其船大者长4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 “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远航，其航行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无先例。它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哥伦布远航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明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到达菲律宾)早116年。之后，郑和又分别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六下西洋，历经三十余国，最远处到达今非洲东岸的骨都束(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及红海的麦加(今沙特阿拉伯)、亚丁湾的阿丹(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七次航行的总航程达七万多海里，可绕地球三周有余。前三次航行主要集中在印度及其以东的区域，属于恢复旧有航线的性质。航行途中，梗化不恭者“擒之”，寇肆暴掠者“灭之”， “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安业”，使中国与东南亚并印度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保障。后四次航行则逐渐向西延伸，开拓了通向西亚、东非的新航线，从而把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带到了一个前所未至的地区。

　　以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不是殖民掠夺为目的，郑和的七次远航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船队“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也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诸国使者，随和朝见”者无数。作为七次远航结晶的《郑和航海图》与《过洋牵星图》，为“天朝上国”的臣民沿着郑和的航线远到西亚、 非洲提供了可能。而郑和助手马欢、费信、巩珍所写的《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载的所到各国的物产、贸易、风俗，则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提供了参考。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刺激了明代的臣民寻求海外的热情，《三宝太监西洋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海外历险的故事成为人所共知的话本。在郑和张开的帆下，一贯“惟此惟大”的“天朝上国”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获得了再度辉煌的契机。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最后一次远航回国后不久(一说航行途中)，郑和病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郑和不应有恨；何况以其七下西洋的业绩，他当死而无憾。遗憾的是，“天朝上国”的后继者们并没有沿着郑和开辟的航道，永远张开通向世界的帆。恰恰相反，他们关上了国门，落下了这道希望之帆。“天朝上国”也就在它的余辉消尽以后，最终没落了。这是郑和的遗憾，也是我们至今仍然抱恨不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