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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中、美、苏三国对日提出《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结束之际，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家伏尔希斯，曾向美国国务院提议，在盟军胜利日，同盟国应向全世界广播各国的凯旋之歌，根据此建议，美国国务院很快列出了盟军各国的优秀歌曲，其中，一位出自云南的音乐家和他的作品被选中作为中国的歌曲而向全世界播放。
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和它的曲作者聂耳。
聂耳，1912年出生于昆明，却不幸于23岁时英年早逝，在转道日本去欧洲途中，在日本的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遇难，时间是1935年7月17日。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聂耳刚刚把修改好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从日本寄回了上海。他的遇难，使《义勇军进行曲》成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艺术生命的绝唱。
这首创作于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主题歌。这部抗日影片是在日军占领上海的铁蹄下完成的。依照剧情，剧作家田汉为故事主人公创作了-首诗《万里长诗》。长诗的最后一节，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当时，中国大半国土被日军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风云儿女》的上映，使《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愤怒呐喊。
田汉说："《风云儿女》放映后，很快流行全国，由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甚至像沈衡那样的爱国老人们，同情中国的国际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可以说《风云儿女》这个电影作品被《义勇军进行曲》这支主题歌给掩盖了。"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在国内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吹响了抗战的前奏曲，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亚洲战场上的《马赛曲》。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的岁月。当时，在亚热带密林深处活跃着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翻译成马来文和印地文，在队员中传唱。他们把歌词中的"中华民族"改成"马来亚民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
梁启超之子、建筑家梁思成也回忆道："当义勇军进行曲传到美国时，有一次走在大街上，听见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这支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
当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也很喜爱这支歌，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唱，最后还录成唱片，取名《起来》，在美国公开发行。
为支持中国的抗日，在1944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根据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神》，该片即把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插曲。《龙神》片中的中国姑娘玉子，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金像奖获得者凯瑟琳．赫本扮演。
米高梅影片公司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作插曲后，发了500美元作为稿费，于1944年委托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寻访聂耳的合法继承人收领。经四处查访，终于在昆明找到了聂耳的母亲彭寂宽老人。当时，美国驻中国联络人员到现场拍照留念。重庆《中央日报》作了报道，标题为《美国米高梅公司酬谢聂耳名曲》。
国歌，是一个国家尊严的标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中国长期却没有一支像样的国歌。我国著名作家谢冰心在她的《记事珠》中回忆到她的父亲对她说的一件往事："那时，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竞奏了一首《妈妈好糊涂》的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而《妈妈好糊涂》本是一首古老的西方民歌。
到了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新建了陆军，才制定了军歌，并以此来代替国歌。到宣统三年(1911年)， 中国才算有了第一首国歌，歌词是："巩金瓯、承先帏，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了由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其歌词是："亚东开化中华早，辑美追欧，旧非新造。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民国时期，曾以国民党党歌作为国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画家徐悲鸿等人提出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徐悲鸿说："这首慷慨的抗日歌曲，唱出了中国人民为着理想不怕牺牲，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
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是否已过时，周恩来说："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天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
毛泽东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表示同意。
从此，《义勇军进行曲》就正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聂耳在他生命最为辉煌的时候过早的去世了，然而，他却以一曲《义勇军进行曲》而获得了永生。已故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先生。在聂耳纪念碑重建时撰文悼念说："被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使聂耳之名成为不朽的名字。但是，使聂耳之名成为不朽的并不是这一曲之功，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一批不朽的作品，他的艺术创作的动力，来源于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因 此，聂耳的光辉不朽的形象才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聂耳应该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乐史的第一页。"
曾任日中友协藤泽市支部事务局局长的岩崎富久男先生从50年代起就开始对聂耳的研究和介绍工作，为收集材料，他多次来到中国走遍了聂耳的所到之处。他深深地被聂耳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作为一个日本人，非常羡慕中国有以聂耳、洗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传统……人民的音乐家人民爱，聂耳和洗星海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日本人民。"
而今，当年聂耳遇难的鹄沼海滨，已建起了藤泽市聂耳纪念碑。聂耳出生地昆明还同藤泽于1981年互相结为友好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春城和日本绿城之间架起的友谊的桥梁，这第一块基石的铺垫者，正是聂耳。
